这栋摩天大楼的气质由生活其间的人共同塑造，同时又有更多的人争先恐后跻身其中，被它的气质吸纳。银行家、投行经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

　　穿过国贸三期那扇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你来到9米高的大堂。地面由金黄色的大理石铺就，那是从以色列专门运来。四面是镶着金箔的仿古窗棂墙面，头顶上4组500公斤的彩色玻璃泡吊灯，由600个人人工吹制……这一切都确定无疑告诉你：欢迎来到新世界。世人眼中的职业精英同处同一个空间，它既是“塔尖人群”的私人游乐场，又是“新生势力”逐梦的淘金河，他们共同追逐着贵族的名望、资产阶级的财富、技术精英的智慧和富足人群的悠闲。他们在此寻找自己的同类，更多的时候，他们彼此惺惺相惜，却又相互厮杀。

　　这种欢迎带着某种威严与告诫。挑高的天顶和广阔的空间使访客的气势不自觉地削减，虎眼石镶嵌装饰的玻璃墙面和7米高的壁画提醒着你：不要轻举妄动。

　　充沛的空间是一种资格和实力的体现，透露出不急于把每寸土地都转化为商铺的泰然。就像是前台黑色西装的服务人员的裤腿没有一丝褶皱，大堂里总是四季如新地摆放着光鲜的植物，无论何时你都无法在上面找到一片枯枝黄叶。

　　它并不打算隐瞒这种富饶。20毫米厚的钢化玻璃铺满了整栋楼330米的高度，通透的观感构成了一种全球通晓的语言——它是现代而包容万物的，仿佛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进出。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一群穿着校服的中学生经常跑到32层的中转大厅玩闹，一个戴着小红帽的外地旅游团把这儿当成景点浩浩荡荡地走过，杂乱的脚步声在大堂里回响，也并没有人阻拦，这座摩天大楼似乎秉承了这类建筑20世纪80年代诞生时最初始的意象——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志。

　　但在写字楼大堂水牌上，会显露出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端倪。黑色水牌上烫金字体的公司品牌之间似乎暗含着某些联系，它们都是卓越而具盛名的，就如同名人之间的合影，人们总是倾向于和自己地位等级相似的人站在一起。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名称都被允许刻在上面，一家庞大的保险公司就曾被拒绝成为这座写字楼的租户，理由是人员流动性过大，而也很少有媒体公司在这里驻扎，他们确实是付不起全北京最昂贵的房租——

　　这栋楼的6到56层里，有至少37家世界500强企业，每月每平米需要支付的租金是513元。

　　但每当追逐梦想的人成为这栋楼里的一员时，总会告诉自己，这是值得的。百米高的出租空间就像是一块悬浮的新大陆，很难不让人产生权力与财富尽在掌握的快感。

　　奔波无国界的职场精英们不需要护照上的国籍，类似这里的商业中心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他们在此寻找他们的同类，相认相知，终能放下他们的行李，落脚栖息。

　　穿梭于这51层写字楼之间的男士大多穿一件熨烫平整的衬衫，领子多半浆过，套一件西装，身材呈现出一种精明的瘦削；女士的标准配置则是以优雅见长的品牌服装，穿西装套裙则凸显了一种更高的地位。

　　几乎每个人都会拥有两部手机，其中一部往往是普通人很少会选择的黑莓，当有新的邮件到来时，会闪起令人心惊肉跳的红灯。

　　在这里，你很难看到国有企业里司空见惯的秘书职位，尽管工作性质相似，但他们显然更愿意称自己为行政，或者，助理。也没有人愿意被称作会计，他们在做自我介绍时往往这样说：我是做财务工作的。

　　他们会向业外人士不厌其烦地介绍行业内的阶级划分，比如外资大行大于外资小行大于内资大行，而内资大行则大于内资小行大于合资行，最后合资行大于律所大于四大。

　　这些话最有可能是从茶水间里传出来的，那里是坊间新闻的聚散地，人们谈论着诸如某公司在中小板IPO，老板夫妇身价一夜过亿，某只股票连续十几个涨停板，或者因为邮件群发失误导致的业内情感绯闻。

　　也有人不关心这些。一个石油公司的人在卖从创意手袋到手绘手机壳的小玩意儿；一个较真的律师为了一件小事跟银行干了起来，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普及法律知识，直至对方崩溃；而她的朋友则成立了一个速配组织，每周拉着国贸的单身男女去唱歌，只可惜，这些年来只成功了一对，最后还离了婚。

　　这个由瘦长的钢结构体系支撑起的80层平面把空间分隔得井井有条，很多白领从未去过楼上或者楼下的任意一层，好似其他任何层都不曾存在。对他们而言，在职场上保持必要的距离感是一种必备的素养，因此他们更希望自己的办公空间是一块严格私蔽的疆土，不被外人侵入。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属于整栋大楼的共同秩序。他们大多数彬彬有礼，不会过分亲密，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们说话得体，即便你对着他们吼叫，他们最后也会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鲁莽而自惭形秽。

　　这种不曾落在纸面上的秩序感贯穿了整座大楼。一个姓许的投行员工曾经因为没来得及换衣洗澡而在第二天受到冷眼相待；一位穿着鱼嘴高跟鞋的姑娘来律所上班，因为露了趾甲而挨批；一个海外归来住在双井富力城的ABC天天打三蹦子上班，每次碰到他的老板，老板都假装不认识他；而一群在吸烟区抽着烟的男性投行员工之间，一位姑娘被很自然地排挤了出去。

　　不过，若是位于职场生态链的上游，便也具备了打破这种秩序的资本，例如，一位律所的资深律师并不会因为自己每天穿着拖鞋上班而感到不安。

　　这座大楼里一共设有90部电梯，即使是2010年开业至今就在此工作的员工也很难说得清它们一一位于何处。其中四部电梯的速度达到了每秒10米，从底到顶不超过40秒。

　　电梯快速运行时，人的耳朵会有明显的胀痛感，因为一些客人投诉电梯升降实在过快，管理人员甚至调慢了若干部电梯的速度。

　　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令一些初来乍到的新人感到不适，但对另一些人来说，急速上升的电梯正是实现自我满足暗示的最佳场所：升得越高，踩在脚下的场景就越不值得留恋。

　　对很多人来说，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的雄伟姿态，正与他们白手起家步步登攀的职业梦想构成了完美契合。

　　在39层，一位叫作李义龙的财富管理总监拥有200人的团队，他的独立办公室与外部空间被一道玻璃门隔开，而在10年前，他窝身于一家咨询公司的100多个格子间中的其中一间，每天加班至深夜。

　　“我毕业时去上海玩了一趟，看到到处的摩天楼，就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在高楼里上班。”10年之间，他从金融街来到CBD的华贸中心，又从华贸最终到了国贸三期。

　　他每天8：20从东三环的家里来公司，晚上7:00离开。他有严格的饮食计划，早餐是面包牛奶鸡蛋沙拉，午餐水果，晚餐必须喝粥；他有20多套西装和领带，30多种口袋方巾，有时还戴绅士领巾。

　　这是他从原先花旗银行的老板那儿学来的，那位老板每次出门都拖着十几箱行李，装着不同款式的服装。

　　他有自己的活动日记，定期整理所有新朋友的名片，在他家中墙上有一张纸，上面归纳总结了各个领域重要人物的联系方式，并且制订完善的人脉拓展计划，定期与这些人见面。

　　他甚至觉得家里的沙发太舒服，容易让人懈怠，就在阳台上弄了个茶座，逼自己思考问题。

　　最令他欣慰的是，父亲从老家来北京看病，他开着车带着父亲特意路过了这里，在光华路上，他在央视工作的夫人指着这栋楼说：“义龙在这边，我在那边。”

　　但他和这栋楼里的无数白领乃至金领对于一件事都心知肚明：在大多数时候，这里并不显得那么温情脉脉：

　　在21层的一家律所，一位新来的律师要在几个小时之内看完200多条租赁合同，还要研究他毫无兴趣的汽车零配件行业知识——他们刚接下了一个相关行业的案子；

　　在12层，苹果公司的一个职员必须记住笔记本的开合角度，这样当他去门店摆放电脑，光线穿过3万美元一块的玻璃墙照射到米色的方桌上时，这些电脑才会像阅兵场上的列兵一样熠熠发光；

　　在11层，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第一次开国际电话会议，就碰上了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同事，她必须同时面对自己的蹩脚英语和对方奇特发音所带来的双重尴尬。

　　而在50层的一家公司里，每到一定时间，公司的电脑就会锁屏，开始播放眼保健操的悠扬旋律，以防他们用眼过度。

　　这栋大楼的每一个办公室、茶水间，避难层或是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消防通道里，都从不缺乏加班者的身影。姜立涵女士在国贸附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她先是在一家律所工作，她有时会调侃自己，觉得产生了从事某种特殊行业的错觉。

　　于是，律所里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前台通知女律师们到1号会议室“接客”，她们就马上脱下T恤球鞋，换上职业套装。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这些律师们可以穿得轻松休闲，但在客户面前，着装正式几乎称得上是职业伦理的一部分。

　　后来她觉得当律师太较真，不符合自己的性格，跳去一家投行，主攻地产投资。这次跳槽为她带来高出原来3倍的薪水，但满脸的青春痘每天早上都在镜子里提醒着她一周工作90小时所要付出的代价。

　　半夜三四点下班时，她会坐在马路边为五个小时后的会议号啕大哭，质问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生活。

　　直到年底，她突然觉得一切痛苦都在瞬间烟消云散——相当于13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让她无法抑制地在发钱给她的上司面前开怀大笑，以至于此事多年后仍旧是昔日同事们取笑她的谈资。

　　她用这笔钱买了人生第一辆车，当她后来知道上司的年终奖多到“光税就上了一千多万”时，她只好在心中暗笑自己实在太不矜持。

　　她后来觉得那是最年轻最美好的生涯，作为投行员工，讲起自己参与的数十亿美元的并购案，就像讲一道菜的做法一样轻松。

　　当他们多年之后向圈外的朋友分享许多被媒体反复猜测的交易细节时，每个人都像是出自本能地和他们靠近，好像是靠近了藏在世界表层背后的规则制定者。

　　MD（董事总经理）会拍着年轻人的肩膀说：“加油干，有一天你会拥有全世界。”说和听的双方，都很少会怀疑这种话的真诚程度。

　　尽管的确拥有着令绝大多数人艳羡的收入，但这些“加班狂魔”们会一再强调，在这里工作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金钱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为了实现一种强有力的自我证明：我奋斗，我得到，我是强者。对于刚进入这片地域的新人来说，这也许是种莫大的激励。

　　在一个微信群里，一帮清一色名校出身的律所实习生自称“国贸狗”，为了留在这里，他们从开始学会双面扫描、彩色扫描这些最琐碎的细节一步步做起。

　　一个叫陈靖的见习律师会告诉你，他是如何在一个非决策性质的会议上代表事务所出席，本来坐着就行，却因为突然被要求发言，装作没听见而惊动大老板的故事；他还会告诉你他晚上通宵整理资料，白天跟客户谈事，却被他们称作“中介”的事。

　　但他还是想留下来，因为这个名校毕业的1993年的见习律师相信，这里是资本市场和现代文明结合最紧密的地方，没有哪里能比在这里更直接、更快速地实现自我价值，哪怕常常需要为此连熬十几个通宵。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这座大楼的诱人之处，它似乎真的让人相信：“付出必有回报”，并且，不用走出它的大门，就可以在这里尽情兑现成功的喜悦。

　　一位叫作姗姗的女士在3月30号这天作为33对新人之一在330米高的顶楼停机坪上举行了求婚仪式，她的婚礼典雅而隆重，纸杯蛋糕放在一个精致的小包内，她的甜点则搁在一个小型的摩天轮上。

　　在她脚下的国贸大酒店共有14层、278间客房，其中包括一间位于74层的296平米的套房——这是汤姆·克鲁斯、贝克汉姆以及数百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尊贵客人最心仪的住所。为了保证他们不被打扰，只有使用专属的房卡，这一层的按钮才会显示在电梯面板上。

　　这栋楼并不吝惜给予努力者最细致入微的服务，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褒奖。国贸大酒店有一位叫作林泉成的中餐总厨，会去楼下写字楼的公司里向他们手把手地教授自己在迪拜帆船酒店里所练就的一身手艺；

　　80层的云酷酒吧里有一位叫作Daniel的侍酒师，他会告诉你盘子里的这块牛排，曾经成长在哪个纬度，毛是黑色的还是黄色的，吃什么样的草和谷物。

　　根据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有钱买不到幸福的原理，这栋楼里的人们似乎应该两眼无神，大腹便便，晚上彻夜难眠，白天哈欠连天。他们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只会在酒吧喧闹的间隙暗自神伤。但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

　　年轻时，他们拥有这座城市里最好的教育背景，成年后，他们住着这座城市最优质的社区，他们的伴侣聪明体贴，他们的孩子健康强壮。

　　但他们并不像另一些人那样，将道德、忠诚、奉献这样的词挂在嘴边，他们更加强调的，是职业、负责、团队意识。

　　这座大楼并不只是跨国企业和豪华酒店的居身之地，地平线之下，一个巨型商场藏身于此。商铺分布之繁密复杂，令很多工作人员都常常在里面迷路，一位国贸商城地下二层商铺的店员曾经专门数过，供货商将货品卸至运货通道之后，他需要经过33道门，才能将它们运到店里。

　　在这里的人看来，写字楼的安静整洁为它所带来的气质，与整天开门促销迎客的商场全然不同，有一种含蓄和矜持的味道，真诚的顾客必须专程找上门来。

　　这样的顾客总是在下午一两点出现，他们走到地下二层，避开了把Ole超市的吞拿鱼三明治当作午餐蜂拥而来的公司职员，买了加拿大雪蟹、西班牙伊比利亚火腿和法国博格瑞奶酪，在对面的西班牙糖果PAPABUBBLE买了一盒13块65元钱的软糖，他们并不会受到多么特殊的对待，这里倨傲的店员时常能碰到各种明星。

　　在看了看放了两年没有卖出的一块价值7200万的珠宝是翡翠套链之后，他们可能顺便去美甲店做了个指甲——是白领偏爱的第24号色彩裸色系，也可能去LESALON美发沙龙做了一个鱼子酱护理，在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内花费了6800元。

　　或者他们转到了pageone书店，但却未曾注意到刘瑜和周濂的书紧紧地挨在一起。

　　最终，这些顾客总要走到商场东南角占地598平方米的蒂芙尼旗舰店——它的外墙由玻璃和金属材质打造而成，仿佛钻石切面，在这里欣赏欧洲人工吹制玻璃吊灯、意大利白色大理石铸楼梯以及泰国手工簇绒丝绸工艺的定制羊毛地毯的同时，他们也会发现一位保洁阿姨，她每天从十二点半到晚上八点一直拿沾水的抹布擦拭镜子、柜台和椅子。汤唯和何炅等人常常在这个书店出现，这或许是他们在北京唯一能够去的书店——只有在这里，他们才不会担心自己被年轻而疯狂的粉丝打扰。

　　这位阿姨会带你来到另一个国贸的地下世界。在下午上班之前，她会去地下三层的食堂吃一顿两荤一素十几块钱的午饭，这个价格大概只是地下二层快餐店的五分之一。

　　有一个电梯可以直接通往地下的三、四层，里面有一位开电梯的员工，无论什么时候去，他都在那儿没精打采地坐着，一边玩手机一边低着头问：去几楼啊？和他收入差不多的保安都会忍不住调侃说，这是全世界最枯燥、或者说是最悲惨的工作。

　　总有人怀着朝圣者的心态来到这座大楼，有的人在这里4层负重往返跑了25次，有的跑到80层上了趟厕所，还有一个人每天都来买一个只有这里才出售的羊角甜甜圈。

　　几乎每个人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希望自己的气质能够与这座楼的气质相匹配，有的时候，人们会看到一个叫张永奎的蜘蛛人吊在那里擦玻璃，他腰间的保险绳造价上千，每根都有自己独特的出厂编号，另外一些时候，则有可能看到一个叫姜霞的快递员，她在国贸收货时格外注意衣服的整洁，往那边运东西时，也从不使用编织袋。

　　它是新世代的符号与象征，但它也是历史与文化断裂的产物，完全改头换面的城市建设使得八百六十余年建都史造就的历史痕迹在此处完全无从寻觅。20多年前，国贸还被人们叫作大北窑。现如今，只有在附近的公交站牌前，抬头查询路线的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略显土气的地名与眼前的这座摩天大楼有何关联。

　　但在另一重意义上，这也使得它似乎可以抛开一切历史包袱，以一种轻快蓬勃的气质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逻辑。

　　这栋楼里的人们喜欢交往，遵守秩序，擅长控制感情，习惯目标明确的任务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他们拥有较好的生存条件，满足但又不安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竭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日渐严重的雾霾常常令登上国贸三期顶层的人们感到苦恼彷徨，因为他们费尽周折从东三环的滚滚车流中奋力挤出，以为自己终于一步步登上了北京城的制高点，却依然无法穿越重重迷雾，看清这座城市的全貌，了解它究竟如何运转。

　　不过，总有一些幸运儿恰巧在对的时间来到这里，空气清澈透亮，巨大的落地窗带给他们一种开放而舒展的快感，仿佛伸出手去，就能一手掌握整个北京的光灿夜景。

　　他们无不希望长久驻扎于此，并随之心生壮志，试图书写一段不容磨灭的传奇。